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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县辛亥“首义实先天下”的现实意义

2011-08-15 15:45:18   来源:荣县全媒体新闻中心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荣县和全国一样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沉重压迫和残酷剝削之下,生计艰难,乞丐成群,疮痍满目。1911年旳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作为辛亥“首义实先天下”的荣县独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悥义。
  一、荣县独立的时代背景
  荣境开发早,汉代初年隶属蜀郡南安县。隋文帝开皇五年(590),在今旭阳镇设大牢镇。三年后,改镇设大牢县。自唐以来,这里或为州、为郡,为府。《蜀中名胜记》:“荣虽山谷间,实为郡国一都会。”宋光宗赵淳继帝位前,曾为荣州刺史。明洪武九年(1376)降荣州为荣县,沿袭至今。
  荣县是农业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是川南较为偏辟的地方。20世纪初,土地面积为1900余平方公里,有人口48万余人。
  1、清朝后期列强对四川的经济侵略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早为外国侵略者所垂涎。早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鸦片就开始从云南走私入川,流毒全省。1840年(清光绪二十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国侵略者以通商口岸为据点,向中国内地倾销商品,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四川。
  1876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以派员驻重庆。1890年,中英又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被辟为英国的通商口岸。1891年3月,英国夺取了重庆海关大权;4月在重庆设立领事馆。这是外国侵略者在四川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1894年(农历甲午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开放沙市、重庆等地为商埠;日本轮船可以沿川江驶达重庆;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等等。接着,英、美、法、德、俄等国,都援例在四川攫取了与日本同样的特权。1896年,法、日、美、德等国相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1901年,日本在重庆南岸王家沱设立租界,建立了列强在川的第一个国中之国。重庆开埠、开关,列强设领、租地,是四川半殖民地化加深的重要标志。列强以重庆为侵略据点,将其势力迅速伸向全川。
  19世纪末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渐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对四川的经济侵略出现了资本输出的新特点。他们侵夺川江航行权益,掠夺矿权、路权,开办洋行、公司、工厂,强行倾销商品输出资本,扩充宗教势力,到处设立医馆、学校,对四川进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全面侵略。
  据统计,1892年输入四川的洋货总价为580多万海关两,1911年增至1900万海关两。不仅洋纱、洋布大量输入,煤油、西药、纸张、香烟、染料乃至洋伞、洋钉、鸦片烟灯也充斥四川城乡市场。
  2、清政府对四川的经济掠夺
  清政府对侵略者妥协投降,对人民群众则残酷压榨。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偿还外债,清政府在四川开办捐输(指犹捐纳或指因国家有困难而捐献财物),巧取豪夺。鸦片战争的2,100万两赔款,按田赋数额分摊到各省,限期完纳。至光绪中叶,中日之战、庚子之役,赔款日增,摊派各省,名为新捐输。四川每年摊派庚子赔款达220万两,还摊派偿还俄、法、英、德贷款每年百余万两。据统计,1902~1903年,四川除田赋正粮外,承担津贴捐输重达4,470万两。
  1851年,清政府定四川为协济省。所谓协济,就是要四川协助接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饷军粮。1851年,四川调往广西的军粮计5,000石。至1854年,四川向各省调拨饷银达三百余万两,使库藏为之一空。为了强化专制统治,清政府下令各省办团练。办团经费,摊入正粮。少者一二倍,多者五六倍。
  清政府的经济掠夺,突出表现为加重旧税捐,增添新税捐。1856年,四川开征百货厘金(厘金——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1895年,盐课(课是课税、征税的意思,盐课就是中国古代的盐税)每斤加收2文,1899年又加收2文,1901年再加收3文。契税、茶厘也成倍增加。1908年,赵尔丰督川,一意刮民财,取悦西后,于是设酒税、糖税、油捐,加肉厘,征牛羊皮税。加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乘机敲诈勒索,不断加码,营私舞弊,致使人民担负的苛派比正税高达几倍几十倍。清政府的残酷掠夺,使四川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加深了人民群众的苦难。
  3、荣县的社会经济状况
  自1840年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榨,工商凋敝,百业萧条,农业生产萎缩,荣县人民日益贫困化。
  一是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对农民的压榨十分残酷。自咸丰四年〔1864)起,由于筹集军响和庚子赔款等原因,清政府除征收正粮外,先后摊筹“津贴”、“捐输”、新捐等款。清代末年,县内田赋就有地丁、津贴,捐输、新捐四种,岁征银61271两。地方官又乘机进行敲骨吸髓的勒索,“农民完纳一年粮,如遭一次劫”。
  光绪三十四年(1908)设征经局,开征酒税,糖税、油捐、肉厘、牛羊皮税等。据民国《荣县志》记载:捐税“向无者新设,有者加重,加至四五倍至十倍不止”。加以光绪十一年(1885)和二十八年(1902),县内大天干,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是大水灾,人民朝不保夕,成批灾民冻死饿死。
  二是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贫富悬殊现象十分突出。如大地主、大当铺老板郭慎之,除拥有大量土地,对农民进行高租重稳剥削外,又在城内经营“富有号”当铺,每年要从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中取得纯利10000吊铜钱,可买黄谷5000多石。郭在嘉定(今乐山)经营的“富新号”当铺,仅全部房屋就值5000多两恨子。他母亲死后,买一口花板棺术,就花去白银3000多两 。贫苦农民一年辛苦收获的粮食,除一半以上缴纳地租外,交了苛捐杂税,再还些债,就所剩无几,又得向地主或高利贷者高利借债,并从市上买回地主高价出售的余粮生活,每年五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就是靠喝些参了野菜和糠渣的汤汤水水混过来的。
  三是荣县人富有反抗压迫剥削的优良传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由于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经济崩溃,封建社会日趋瓦解,阶级矛盾缴化,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荣县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活不下去子,就要起来反抗。清咸丰九年(1859),和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革命相呼应的李永和、兰朝鼎率领农民军在云南昭通起义后,同年7月入川,12月进入荣县境内,农民纷纷参加义军,群众肩挑背粮食送往义军住地,在荣县人民群众支持下,李兰义军在县境内坚持反清斗争达四年之久。清光绪三十一年(1906)二月,部分义和团军入川后,进入县境老龙、新场一带,县内红灯教也活跃起来。董家场(今东佳乡)一吴姓织席工冬,加入红灯教后,号称有信徒数百人,他常往义和团军驻地铁山一带活动,后来被知县派团丁围捕杀害。而且,荣县人民在反抗地主剥削和官府压迫中,不断开展“吃大户”、抗捐抗税和反对贪官污吏等斗争,人民暴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同时自唐宋以来,历代都涌现出的一些“尚气节”的志士仁人,素有“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如吴玉章听到甲午战败消息后,痛哭不已,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行动纲领,决心为拯救祖国危亡和振兴中华献身;龙鸣剑在祖国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危险时写下:“我亦支那小分子,横流砥柱要当中”和“谁死可言生,偷生不若死”等诗句,誓为中国革命奋斗一生;王天杰(子骧)出生“富甲一县”的官僚地主家庭庭,16岁时就感到列强凌辱之耻,立下推翻帝制之志,毅然走出丰衣玉食的家庭,冲锋跃阵于枪林弹雨之中。在这些爱国青年的领导和参加下,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县内外此起彼伏地开展起来;罗叔明广交爱国志士,在川南一带秘密组织“东山会党”,积极进行反清活动;范燮暗结蜀中勇士1000余人,出没富顺、威远、荣县间,每当清军出巡时,他率所部伏于丛林徐荆中袭其后,击败清军,夺其枪城;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出洋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在1903年和1904年的两年中,荣县东渡日本留学的共有27人。他们到东京后,不少人加入中国同盟会,从爱国,改良,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
  二、荣县独立的经过
  1、独立前的准备
  荣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反清斗争中,到处都燃起过燎原之火,可是,都被清王朝扑灭了,就是在辛亥革命前的四川,熊克武等策动的武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那么,荣县独立的条件是什么呢?除了全国各地都具有的条件外,主要是荣县同盟会的组织建立得早,建立后又为实现同盟会的宗旨作了扎扎实实的组织、思想、武装准备。
  从1906年荣县同盟会组织建立至荣县独立止,荣县地方革命斗争发展情况,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6年-1909年)——发展组织。1906年夏天,孙中山派熊克武、谢奉琦和黄树中等回川发展组织,建立据点,联络会党军团,发动军事起义。同年,熊克武、谢奉琦等在荣县发展了王天杰、赵叔尧、赖君奇等一批同盟会员,建立了荣县同盟会组织。荣县同盟会组织的建立,一开始便把发动武装起义提上日程,他们曾多次秘密集会,筹划武装起义经费租武器等。它不仅把县内一批爱国青年聚集起来了,也把省内外、国内外的革命党人联系在一起了。先后回县开展组织工作和领导、参加革命斗争的有吴玉章,谢奉琦、龙鸣剑、但懋辛、丁厚扶等。因此,县内革命斗争不是孤立的,而是始终与全国或全省的革命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有利于推动革命斗争的正常发展,从而使一个偏僻闭塞的山乡,一跃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进地区之一。
  从1906年至1909年中,谢奉琦、熊克武、佘英等先后在江安、泸州、叙府(今宜宾)、成都、广安、嘉定(今乐山)等地发动起义。荣县党人积极投入支持各地起义活动,县内先后参加各地起义的有谢奉琦、王天杰、罗叔明、黎靖瀛、范模、税联三、但懋权、朱国经、邱德臣、饶青云、丁海山等。谢奉琦在叙府起义失败后慷慨就义;邱德臣、饶青云、丁海山密谋赴屏山劫杀场,营救佘英时被捕,被解至嘉定杀害;税联三、但懋权、朱国经在嘉定起义中被捕,被分别押至键为、马边、嘉定杀害。
  第二阶段(1910----1911年8月)——组织队伍。1910年,龙鸣剑由日本回川后,联络川西南党人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张达三、罗子舟等志士,并断然将他们发展吸收进同盟会,积极进行武装起义准备活动。同年10月,清政府下诏实行所谓“预备立宪”,在各省设咨议局,龙鸣剑获推选成为省咨议局议员,他和另几位趁机打入清廷咨议机关的同盟会员一起,利用这一有利的身份宣扬革命学说,在议员中鼓动反清不满情绪。
  这样,荣县的革命斗争已同川西南各地革命斗争联络起来,基本上是在共同商定为统一计划下开展活动。他们在这阶段内,主要作了以下一些工作:
  1)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吴玉章说:“当四川铁路风潮建立在反帝运动的正确路线上时,它就动员了广大的民众,把各党各派各阶层反帝的革命力量都联成一起,结成了一个广大的统一战线。”当时社会中有两个政治派别:公开的立宪派(立宪派是指20世纪初期随着“新政”和“预备立宪”而崛起的资产阶级上层及其政治代表所组成的政治派别,立宪派的基本主张是 既反对清朝统治的现状,要求改革,也反对革命,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和己处于半公开的旧式哥老会。立宪派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只有把哥老会联合起来开展斗争。因为数年来革命党人就在哥老会中活动,不少哥老会首领已参加同盟会,所以,立宪派与哥老会合作,几乎成了与秘密的革命党合作。这些政治派别的合作,实际上就是四川各阶级、阶层组成统一战线。虽然,四川保路运动是立宪派发起的,但立宪派为了资产阶级右翼和巨富豪绅的利益,千方百计地把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范围内,站在群众运动对面去反对他们,很快被人民群众唾弃了。而革命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积极领导和参加群众运动,受到大家拥护,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从而也掌握了实际存在的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荣县党人也一样,在国家存亡和维护人民切身利益两个条件下,以保路的口号,同县内各阶级、阶层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建立了统一战线,并掌握了领导权。荣县哥老会(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反清秘密组织。当时哥老会的宗旨是“排满兴汉”,一般称“袍哥”),主要有仁、义、礼、智、信五堂,城乡都有,是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秘密组织,它的成分是游民无产者,即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同广大农民有天然的联系。革命党人通过哥老会来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是当时一种重要的特殊形式。荣县城内仁字万寿会龙头大爷王蕴山,是接受同盟会领导的,党人赵叔尧、张植如早就是哥老会中有号召力的龙头大爷,有他们在其中积极活动,就可以把哥老会变成为同盟会组织的外围组织。在此基础上,再积极创造条件,组织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直接参加革命斗争,发挥农民在民土革命中深厚的革命力量。
  荣县党人正是托名保路来策动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发动全县人民抗捐抗粮、发动革命武装起义的。吴玉章说:荣县独立时,“为了统一战线没有打出革命的口号和旗帜”。也就是说,革命党人在革命斗争中运用迁回进攻的策略,喊保路口号,打保路旗帜,就可以不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敌人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势力,达到推翻旧政权,建立革命新政权的目的。这样,保路的口号就是革命的口号,保路的旗帜就是革命的旗帜,这种迂回前进的策略就是革命的策略。
  2)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龙鸣剑说过:“非自己有武力,不足以完成革命。”由于荣县是清朝统治的县属地方、无清军驻守。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荣县正式设团练局以来,只有常练团丁40名,冬防增20名。城乡团练组织是清朝地方统治者和当地地主阶级,在必要时临时组织起来用来镇压人民反杭斗争的,是地方重要的武装组织。在反动势力掌握下,地方团练曾干过不少坏事,它曾和清军一起,在县境内镇压过李永和、兰朝鼎率领的农民军,义和团军进入县境时,也遭到过团丁的阻击。
  辛亥前,国内或省内多次起义,有的依靠清军反正,有的依靠新军举义,更多是联络会党首领,由会党发动的。这些起义,往往因事先泄密、组织松懈、内部分裂等原因遭到失败。同时,他们不可能真正是同盟会“自己”的武装,也不可能依靠他们为实现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而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
  与一些地方党人同哥老会关系不同旳是:荣县哥老会是接受同盟会组织领导的,他们把哥老会拥有武装当作“自己”的武装。荣县革命党能够通过哥老会把各“堂口”的武力限期调集起来,他们也能无条件地接受改编和训练,遵守军纪,并在革命党人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投入战斗。这就成为革命力量在荣县地方占优势地位为主要标志。
  要着重指出的是:荣县党人在建立“自己方的武装队伍中,在拥有人数众多的哥老会武力基础上,还为建立一支‘骨干’队伍进行了不懈努力,如:他们平素在五宝镇训练了‘数百健儿’的民团队伍,准备‘作真正的革命斗争’”。
  为了做好大举起事的武装装备工作,王天杰返回荣县,利用家庭在县境内的地位和影响,举办了民团训练所,以维护地方治安名义大量发展地方武装,积极采购装备武器弹药,并于1911年3月出任了荣县48场民团总团长职务,将这支民团武装牢牢地抓在了手里。6月,招收民团训练所学生数百人,加強训练,“阴为发难之准备。”
  吴玉章在主持后方工作后,也加强训练各场镇民团。这些充分说明:“荣县党人更注意的是要建立一支以民团名义和形式组织的,不但是由同盟会员所组成的其基本骨干,几乎全部都是由同盟会员所组成的”的武装力量。他们就是依靠这样一支“骨干”队伍为核心发展起来为武装发动起义和宣布独立的。士兵是为自己切身利益自愿参加进行斗争的,政治觉性高;由于士兵直接来自人民中,必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更重要的是因此使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与革命的成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就会充分发挥潜在的深厚的革命力量,努力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这样,革命党把地方团练争取过来,就是从反动势力手中把他们用来镇压人民的反动工具夺过来变为反抗反动势力的“主要革命力量"。
  3)依靠和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辛亥前,国内或省内多次起义,常是召集几百人,最多也不过千多人组成武装敢死队,在某个城市或住有清防军的地方,进行孤注一掷或破釜沉舟的突然袭击,最后终因孤军独战,寡不敌众,被强大的清军镇压下去。由于忽视群众力量,反而作为民主革命主力的农民,几乎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有许多群众自发斗争没有很好利用,没有把革命党人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存在与群众脱节的现象。
  荣县同盟会组织建立后,在群众中进行了长期坚毅的宣传组织工作,把革命斗争的胜利建立在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基础上。龙鸣剑、赖君奇、杨允公等多次分批约集一些教师和学生,在城区九褶屏、万寿宫附近的绅商研究所、飞仙铺草场和武侯祠等处秘密集会,向他们讲解三民主义和同盟会纲领等。在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加强组织发展工作,继续吸收罗叔明、李正熙、余切、吴凡超、吴兆环、李子叙、李朝甫等入会。
  同时,他们积极参加群众斗争,经过罢市罢课,“抗捐抗粮”,领导人民将群众性的保路运动发展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武装斗争。不仅通过哥老会的特殊形式,发动农民参加斗争,还建立了基本上是由农民组成的武装队伍,担任主要战斗任务,并通过发动全县人民按租捐款,解决前方民军粮饷问题;加紧训练各场镇民团,补充和支援前线等,在全县掀起捐款练兵热潮,把全县各阶级、阶层革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积极投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
  4)加强同邻近州县革命党人的联系。辛亥前,国内或省内多次起义,常是孤军作战,既未在当地群众中扎根,又未同周围革命势力取得有效配合;既缺乏周密计划,又无充分准备;或是一再推迟发难日期,或是被迫仓卒起义,往往起事后,处于清军包围中,受到堵截追击,陷于孤立被动而遭到失败。
  荣县地处自贡、叙府和威远、富顺,井研、键为、仁寿等邻县之中,必须加强同邻近州县革命党人的联系,相互紧密地团结起来,使革命势力连成一片,形成以荣县为中心的革命力量的优势地位。同时,与全省革命运动紧密配合起来,以强大的优势力量来战胜敌人。
  荣县同盟会组织建立后,龚郁文担任自流井、健为、仁寿、荣县地区联络员,早在几年前就同这些地方的党人加强了联系。在辛亥前省内多次起义中,荣县党人同川西南党人并肩战斗在一起。龙鸣剑回川后,联络川西南党人和哥老会首领,积极进行武装起义准备,特别在罗泉井会议后,已进而同全省各地党人在统一部署下进行活动了。在保路运动初期,荣县就派“连合人秘结邻近各州县 ”,采取联合行动。荣县民军北上会攻成都时,也以“公函通告邻封”荣县民军实际上“是以荣县为中心,集合川南宜宾等县的群众所组成的”,荣县民军在仁寿与川南等各州县的革命武装汇集在一起整编为东路民军总部,又并肩战斗在川西南各地。那时,荣县是在县内人民群众已经广泛发动起来,又同邻近州县的革命势力连成一片,形成以荣县为中心的优势地位,并在县内、邻近州县以及全省的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革命斗争,而斗争又不断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不失时机的发动起义和宣布独立的。
  荣县独立后,它又成为东路民军的总枢纽,又胜利地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革命实践证明:邻近州县和全省革命运动的发展,为荣县独立开辟了广阔道路;荣县独立又促进了邻近地区及全省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三阶段(1911年9月)——建立政权。当年7月7日,吴玉章回川领导群众保路斗争回到荣县。他在荣县民军北上成都攻打赵尔丰时,担负了后方全部责任。他同县内党人和人民一起,击退地方反动势力的猖狂反扑,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巩固后方,支援前线,通过这些工作,为推翻地方旧政权和建立地方革命新政权扫清了道路。
  荣县革命党人在革命斗争中,认真做好了以上一些工作。他们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动革命武装起义和宣布荣县独立的。因此,全国第一个县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在荣县地方诞生,不是偶然的,而是荣县社会各种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尖锐化的表现。
  2、荣县独立的导火线
  1)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1904年,四川都督锡良上奏朝廷同意,以股份形式集资修建川汉铁路。以50两银子为一股,也可以粮折扣入股,商民争相购股,到1911年共积银1700多万两。1911年5月,清政府強行冲将民办旳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从人民手中夺取股权,把路权垬拱手让给美、英、法、德帝国主义。这一举动引起四川人民的強烈不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各地保路同志会纷纷揭竿而起。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参加的群众达到数十万人,各地保路同志会也相继成立。荣县人民积极响应,英勇地投入了这一斗争。
  2)罗泉井会议。1911年8月4日,四川各州县革命志士的代表齐聚资中县罗泉井,以“攒堂大会”名义召开武装起义计划方略会议。会议决定响应革命,将“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各地准备一月后发动武装起义,反对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决定起义大军分路集中,川东川南地区由秦载赓统一指挥,川西川北则由张达三指挥,各地起义后即向驻守清军发动攻击,尔后两路大军集结攻打成都。
  王天杰和龙鸣剑两人参加了资中罗泉井会议,领受任务返回荣县后,两人和县内同盟会员龚郁文、赖君奇、赵叔尧、杨允公等共商武装起义大计。接着,又建立了两个起义联络点,一是城内的龙王庙,一是长山小学(平时的联络点除此以外,还有蚕桑学堂、双溪书阁九折屏、武侯祠等地。龙王庙是对外联络点)。分工:赖君奇、邹固元等在长山桥、双古坟一带作准备,双古坟的袍哥组织负责队伍集中的接待,安排吃住等工作;王天杰则与张锦养、罗淑泉、刘彦模等在城内文昌宫共组民团训练所。王还出私产千余金,招收学生数百人进行训练,积极进行起义准备。
  8月24日(七月初一),成都开始罢市、罢课,王天杰等“得信后,即于县城之禹王官,开会宣告,言下罢市者,一百多户,次日全体罢市”。他们又认为“罢市罢课,于政府无甚大碍,...非实行抗粮抗捐,不足以昭独立之旨。于是开会通告,一律抗捐抗粮,即日派交涉员,令将经征一律取消,不得再行催捐催粮。”在群众抗埍抗粮热朝中,王天杰同张光森、李鼎父等18人接收经征局,拘县令于民团训练所。
  3)五宝镇起义。1911年8月27日,王天杰以民团训练所学生100余人为基干,在五宝镇“大召其党徒合民团子弟共千余人”,枪数百支,以荣县民团总团长名义宣布起义,打响了荣县独立的第一枪。部队即开拔先集中于荣县城,准备汇聚荣县西北路参与武装起义的群众,向成都进发。真是“五宝镇前义旗扬,驱师荣县貔貅光。”
  4)成都血案的发生及讨伐赵尔丰。清廷鉴于川省形势严峻,深知川省总督赵尔丰已难撑危局,便调端方率鄂省精兵入川以武力威慑起义武装,又启用赋闲上海的川省前任总督岑春煊入川会办。岑春煊深知此时川境保路势成燎原,回天乏术,加以他提出的解决川省路权之争的方案又不为清廷所采纳,便故意迟行观望。端方倒是按时率兵入川,这使得川省总督赵尔丰精神为之一震,竟大开杀戒,于9月7日下令枪杀请愿群众,酿成成都血案。同时,赵尔丰宣布成都全城戒严,封锁一切邮电交通。
  消息传来,龙鸣剑急赴成都九眼桥农事实验场,会同曹笃、朱国琛等人商议紧急对策。当时限于交通通讯手段,无法快速将警报传知各地起义军,这是最要命的。曹笃急中生智,想出了“发水电报”的办法,在木片上写上告急文字:“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然后将小木片涂上桐油,投入于锦江。木片顺流而下,沿江州县义军很快接到了水电报,纷纷集中队伍行动了起来。
  龙鸣剑发出“水电报”后,连夜赶回荣县,与县同盟会员在县城内召开起义动员大会,由他传达“成都血案”消息,动员群众参加同志军讨伐赵尔丰。荣县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到会万余人,说者未竟,一片快杀之声达于场外”。众推龙鸣剑同王天杰、刘念漠率领民军北上会攻成都。他们用哥老会的名义,用鸡毛信发出紧急号令,通知邻近府县,并令哥老会组织同志军,“大结荣属各场至城北双古镇会哨”。王天杰从叙府(今宜宾)岳父赵开元处要回毛瑟枪80多枝,即率领民军1000余人开赴前线。
  当王天杰、龙鸣剑率队由五宝镇进入荣县南门时,适与吴玉章相遇。龙鸣剑十分高兴:“你回来就好了!……我马上到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吴玉章进城会晤王天杰,决定由龙鸣剑、王天杰率领起义军二千人开赴成都,吴玉章负责军队补给。
  龙、王领导的同志军和荣县各乡镇的同志军按期到达双古集训和整编。西北路四面的小股起义队伍和宜宾地区的起义军纷纷前来会合,使义军离开县境时达到了3000余人。队伍整编后,由龙鸣剑、王天杰领导,龚郁文任军需处长。集训三天后,同志军从双古出发,一路会合各地起义队伍。当部队开到仁寿县籍田地区时,又与秦载赓、威远陈孔白、荣县乡军范燮、范模等部汇合,一时间起义大军达到20余万人。秦载赓遵资中罗泉井会议的决定,召开了各路头领会议,经商量,成立了四川东路民军总部,由秦载赓任统领,王天杰副之,龙鸣剑任参谋长,龚郁文为军需处长。在这四人指挥班子中,荣县人占了三位,而此时王天杰才21岁,真可谓少帅统兵了。
  东路民军与清军在横梓场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战斗。横梓场地势平坦,四面临河。冲锋号一响,只见滚滚硝烟弥漫。东路民军的战士在血泊中咬住敌人死死不放。由于敌军人多势众,武器精良,民军渐渐难以支持,不得不节节败退。退到苏码头附近,已是黄昏时分。王天杰、龙鸣剑率民军主力又于中兴场与清军精锐展开决战,以优势兵力向清军发动猛烈攻击,但由于民军装备很差,虽人多但战场形势仍然严峻,伤亡很大。在王天杰和龙鸣剑的严督下部队同清军激战三昼夜,予敌沉重打击,清军渐渐不支,最后终致溃败,残敌一路向秦皇寺奔逃。
  由于民军死伤渗重,成都是攻不下了。秦载赓、龙鸣剑,王天杰等果断决定:分兵向州县发展,“以武力推翻旧统治,迅速建立新政权”。又决定秦载赓进攻简阳。龙鸣剑、王天杰转战嘉定、宜宾。到了嘉定,龙鸣剑瞩王天杰打回荣县,建立新政权,首举独立大旗。
  3、首举独立大旗
  起义军走后不久,吴玉章召开大会向荣县乡亲宣扬革命,在全县为起义军筹集军饷。同时,他还加紧训练各乡民团,并在县城内开设了一个800人左右的军亊训练班,准备不断扩大队伍,支援前线。在吴玉章的出色工作下,荣县很快成为同志军巩固的后方根据地,清王朝在荣县的统治已名存实亡。
  由于前方、后方的武装力量全部掌握在同盟会员手里,压得荣县知县柳荫春和地方上的反动势力抬不起头,毫无反抗能力,这就为荣县独立创造了无可抗拒的大好形势。9月下旬,开赴成都的起义军失利,王天杰回到荣县。荣县知县柳荫春和郭慎之等土豪劣绅吓得胆战心惊,逃出了荣县。当时,荣县没有人主政,群众乃推举赵叔尧任知事。按东路民军总部的决定和龙鸣剑所嘱,吴玉章与王天杰抓住这一有利时期,商议决定:迅速建立革命新政权。这个建议,马上得到了同盟会员的拥护。可是,由谁来管理县政呢?这时,恰好有广安县的同盟会员蒲洵来县与吴玉章联系工作,吴便推荐他来主持荣县县政。吴征得他本人同意后,同盟会员大家都赞同。
  1911年9月25日,荣山起舞,旭水欢歌,古老的荣县城内锣鼓喧天,鞭炮轰鸣。吴玉章、王天杰等同盟会员,率“同志军”六万余人,在荣县城内的学衙门(原二中,今荣中)召开各界大会。王天杰主持大会,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并提议蒲洵主持县政。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建立了荣县军政府。军政府推举蒲洵为民政,刘彦模为军政,王勋甫为财政,赵述尧为邮政。从此,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县级政权,也成为成都东南武装反清的中心。
  吴玉章主持荣县独立后,掌管全县军政大计,规划军机,重新整顿民军队伍。并在县南设立工厂,制造枪支、劈山炮、短刀等武器。在吴玉章等人的治理下,一时间,荣县地方宁静,人民安乐。
  荣县独立的消息传出,一时声威大震。这时,四川总督赵尔丰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万分震恐,曾分别派队前往“会剿”。荣县虽然独立了,但是,一个小小的革命政权总是难以单独存在的,必须向外发展。为保卫新政权,吴玉章、王天杰命东路民军总参谋胡驳垓率军2000余人,回家乡威远同新场等地民军,于11月1日攻下威远县城,成立军政府。10日,又命涂哲以统带名义回家乡富顺石灰溪组织民军,于19日攻下南溪,宣布独立。11月中旬,王天杰率领强大兵力向贡井清军进攻,巡防军败走自流井,后撤去成都。29日,王天杰等部进入自流井,自贡宣布独立。11月20日,吴玉章离开了荣县到了内江,与端方队伍中的革命党人接上了头,决定由他们在资中起义杀掉端方。12月2日,王天杰为增强富顺革命实力,再命范燮、范模率民军1000余人进入富顺县城,范燮任富顺司令。23日,滇军入自贡,王天杰率军回县。12月25日,骄横不可一世的端方被陈镇藩带领的起义士兵送进了地狱。
  荣县起义,发念于8月初,比武昌起义要早两个月;荣县宣布独立是9月25日,比武昌起义也早半个月,因此,它的影响很大。起义军还曾经占领过彭山、眉州、青神、井研、名山、洪雅、夹江等十数州县,但都旋得旋失,没有得到巩固。只有荣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并且一直坚持下去。同时,吴玉章等还率领荣县的革命军攻打威远、自流井,并很快攻下了威远,与清军相持在自流井。正当荣县革命军与清军相持不下的时候,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推翻清朝,迎来了中华民国的新时代。辛亥革命胜利后,蒲洵还在荣县作知事。他的政声很好,受到群众拥护,替当时的革命党人保持了荣誉。
  荣县“首义实先天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它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上述内部和外部、主要和次要、主观和客观、直接和间接的多种原因作用的结果;它不是孤立的现象,既有纵的历史联系,又有横的社会环境;既有地方革命斗争为个性,又富有全省或全国革命运动的共性;它内涵丰富多彩,是珍贵的历史遗产,进一步探索研究它,是更好地总结辛亥革命历史经验的重要课题之一。
  三、荣县首义的精神和现实意义
  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影响下,荣县首举义旗,开启了辛亥革命各地起义之先河。荣县首义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辉煌灿烂的篇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荣县首义的精神主要是:
  1、“德行天下”的爱国精神。相传,以德行治理百姓、开创中华民族文明的祖先黄帝的儿子玄嚣曾受封于荣县境(时为青阳封国,今尚存青阳洞)。又传西周时,荣县境为荣公封国。因荣公佐武王有天下,有盛德留周,赐土于此。领导荣县独立的吴玉章是道德楷模,深受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高度赞誉;龙鸣剑临终之前,还为王天杰献“求贤、筹饷、练兵、造械、保民、慎行”六策,并书《绝命诗》:“槛边极目望三荣,惨淡愁云四野生。不识同群还在否,可怜我哭不成声。”充分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
  爱国精神不仅是荣县首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荣县首义精神的核心,而且还是荣县首义精神产生的思想基础。如果没有爱国主义思想对荣县革命党人和参加起义士兵的长期熏陶和哺育。就不会有荣县首义的胜利,没有荣县首义的胜利,就不会有荣县首义精神。这是因为:
  第一,爱国主义是荣县首义胜利的旗帜。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荣县的革命党人,深知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对革命的重要性,深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当时救中国的革命思想,于是他们从首义的准备开始直到每一战斗,无一不是以爱国思想来动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号召”。使得爱国主义成了参加起义士兵和群众的强大精神支柱,对荣县首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爱国主义是荣县革命党人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源远流长,它不仅深深植根于广大劳动人民之中,在民间传颂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豪言壮语和“卧薪尝胆”、“精忠报国”的爱国故事。而荣县的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从幼就在民间接受了爱国主义的传说和故事的熏陶,从中受到爱国主义的启迪和教育。他们自然把爱国主义作为他们参加革命、效忠革命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吴玉章的名言“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就是他一輩子革命的精神动力。?
  有史以来,荣县人受传统文化影响深刻,注重博学积德,勤劳敬业、质朴善良、仁慈宽厚、忍让负重、谦和恭俭等美德源远流长、深沉厚重。荣县人也正是凭着这一美德和聪明才智或走遍天下建功立业,或扎根乡土奋发有为。加上荣县人崇尚诗书,传承文明。正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摄政荣州时赞誉:“其民简朴士甚良,千里郁为诗书乡。”
  当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热爱社会主义,维护祖国的整体利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这种“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的主要表现有三个:
  一是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严格地讲,荣县首义的第一枪,是在1911年8月27日的五宝镇起义。这一枪打得很响、很准,它给清朝封建统治以致命的一击,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在全国各地发动的武装起义推向了新的高潮。
  二是首举独立大旗。最早在四川独立的,是荣县独立。我们说荣县首举独立大旗,是说荣县不仅脱离了清王朝的统治,率先建立了完全由革命党人同盟会员掌权的军政府,而且,这个革命政权得到了巩固,直到辛亥革命在全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
  独立,这个词在清末民初有其特殊的含义,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解释:“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所以,荣县独立,开全国独立之先河。荣县独立辐射力巨大,进而推动了广安独立、重庆独立以及蜀军政府的成立。
  三是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荣县首义的直接成果是荣县军政府的创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县级政权。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成立之前,它一成立,便出告示、安民心、稳定社会;通电全国,组织、领导抗击清军反扑的荣县保卫战。在短短时间内,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军政活动。它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中国近代史上结束帝制、开启共和的历史作用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这“三个第一”,是当时荣县同盟党人、参加起义的士兵和群众集体智慧和实践的结晶,是大智大勇的时代产物,是“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的集中表现。正因为有了这“三个第一”,所以孙中山才称赞荣县“首义实先天下”。??
  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那么荣县首义则是这次比较更完全意义上民主革命的起点。正是由于荣县首义的这种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才一举开了共和立国之先声,给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皇权的覆灭创造了历史前提。
  古往今来,荣县人民骨子里不甘屈辱、开拓创新、敢为人先、争创一流的拼搏奋斗精神亦十分突出。荣县是古代“卓筒井”的发祥地之一;荣县凿有世界第二大石刻佛——荣县大佛;北宋时,史称“义门王氏”的县人王庠、王序一家,为反抗不合理的沉重盐税负担,三代人坚持斗争,终归获胜;清代,县人王开文、刘春棠不畏鞭笞丢监,上省府、访京城,下决心控告地方官吏纳粮舞弊行为;特别是吴玉章、王天杰、龙鸣剑等人领导的“荣县独立”,让世人认识了荣县人“勇为人先”的豪迈气概和执着追求。
  今天,荣县人把首义天下的内涵和诗书之乡的魅力演化为一种精神——“德行天下、勇为人先”。荣县人民将发扬这种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红旗,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亊业中去。
  3、敢于斗争的牺牲精神。荣县首义从1911年8月初的五宝起义至9月25日,革命发展出现了种种挫折,经受了从起义前的人民武装反淸、起义中和荣县独立胜利后的三次严重的考验。革命党人、起义士兵和群众表现出了惊天地、泣鬼神、敢于斗争的牺牲精神。
  龙鸣剑把荣县的亊交给吴玉章后,他便和王天杰率领一千多人的起义军直赴成都去了,当出城门的时候,龙鸣剑异常激愤,他拔剑起誓道:“不杀赵尔丰,决不再入此门。”同志军进攻成都在仁寿附近即与清军遭遇,发生战斗。
  东路军以装备悬殊,补充缺乏,未能向成都进展。在行军途中,龙鸣剑积劳成疾,不幸于进军中病死。临终前仍不忘反清大业,弥留之际仍为民军运筹献策,为王天杰画六策:曰求贤、曰筹炯、曰练兵、日造炮、曰保民、曰慎行、殷殷以荣县独立,反击清军为念。龙鸣剑之志虽不能达到,但他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
  吴玉章在《荣县独立》中对龙鸣剑作了高度的评价:“龙鸣剑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奋斗一生,特别是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他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运用正确的策略推动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当时机成熟时,他又毫不迟疑地立即发动武装斗争。………他临死之前,仍念念不忘革命工作,并对王天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像龙鸣剑这样的人,才是辛亥革命真正的英雄。”
  民军与清军相互杀伐,愈杀愈惨,愈惨愈杀,大小战斗二十多次,终于奠定了四川独立的基础。民军和龙鸣剑等的敢于斗争的牺牲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4、敢于实行联合的团结精神。荣县首义前,熊克武回到四川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四川帮会的势力很大,分布的地区也很广,这是我们当时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
  一是把武装起义与帮会联合起来。荣县革命党人知道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推翻清朝统治者的,要想推翻它,就必须大胆寻求同盟者。只要这个同盟者能够参与反清斗争,同自己一道夺取荣县首义胜利,也毅然同他们建立了同盟。因此,他们坚持了“为着推翻清朝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争取团结了各种不同的力量。熊克武还“和佘英驰赴井研、荣县、富顺等县,号召同志积极配合起义”。同时,按熊克武必须争取帮会的意见,荣县同盟会在袍哥组织中发展了很多同盟会员(当对,袍哥组织的宗旨就是“反清复明”,正好为同盟会所借用),作为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
  二是把武装起义与群众斗争联合起来,争取军民一致,团结对敌。荣县首义是城镇起义,要想起义胜利,离不开市民的参与和支持。特别是当时正在荣县各地激烈进行的抢米、抗捐、抗税的群众斗争,不仅成为亡清必须抓住的革命契机,而且也是起义联合的重要力量。这些参加群众斗争的事例,不仅对群众的斗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对市民起来参与、支持武装起义,促使军民一致,团结灭清,起到了动员和联合作用
  革命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在县内一直坚持斗争的,还是回县领导和参加斗争的,他们亲密团结,并肩战斗,是荣县地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荣县独立就是以吴玉章为代表的一批中坚分子,在邻近州县以及全省革命势力的支持和帮助下,在客观条件的限度内,充分发挥主观指导能力,运用正确的行动方针和斗争策略,在这偏僻闭塞的山乡导演出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史剧。(许 忠 富)